中外哲學史是什么 哲學理論100個定律

中外哲學史上的各個階段的各個流派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哲學家，中外哲學史上曾產(chǎn)生過“元氣一元論”、“理生萬物”與“一切皆流，一切皆變”等哲學觀點它們按照順序?qū)?yīng)，中外哲學史上曾產(chǎn)生過“元氣一元論”、“理生萬物”與“一切皆流，一切皆變”等哲學觀點，它們按照順序?qū)?，如何理解“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講啥。

本文導(dǎo)航

• 西方哲學史上公認的第一位哲學家
• 哲學上的一元論認為世界是統(tǒng)一的
• 哲學理論100個定律
• 一分鐘看懂哲學史總結(jié)
• 中國哲學是講啥

西方哲學史上公認的第一位哲學家

西哲

1 古希臘羅馬：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

2 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

3 近代

法國自由主義：盧梭等

英國經(jīng)驗主義：培根、洛克、休謨

大陸唯理派：笛卡爾

德國古典哲學：康德、黑格爾

4 現(xiàn)代

馬克思主義

非理性主義：叔本華、尼采

存在主義：海德格爾、薩特

（美國的）實用主義（馬赫）、生命哲學、科學哲學（波普爾、庫恩）

中國

1 先秦

儒家：孔子、荀子

墨家：墨子

名家

法家：韓非

道家

陰陽家

2 兩漢

經(jīng)學--》魏晉玄學（新道家）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

3 隋唐佛學

4 宋明理學：程朱（程顥、程頤、朱熹）理學、陸王（陸九淵、王陽明）心學和張王（張載、王夫之）氣學

5 明清實學：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

6 乾嘉樸學

推薦的只是主要的，看更多的可以參考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

哲學上的一元論認為世界是統(tǒng)一的

C

哲學理論100個定律

C
試題分析：該題考查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客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和詭辯論，“元氣一元論”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氣，屬于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理生萬物”認為理是萬物的本原，屬于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一切皆流，一切皆變”認為世界是絕對運動的，而且否認靜止的存在，屬于相對主義和詭辯論，故順序是①一③一④，故C符合題意，ABD均與題意不符，故答案應(yīng)選C。

一分鐘看懂哲學史總結(jié)

哲學是人類的純粹思想，我們只能通過人類思想的結(jié)晶——哲學文本來了解哲學和把握哲學。不能在狹義上理解哲學文本，哲學文本從根本上說，乃是哲學的種種問題和主題。它們在各個哲學家那里得到不同層面和角度的表達，顯示了它們自身的無比豐富與復(fù)雜。在哲學中，問題本身的辯證法是通過哲學自身歷史的辯證法展開的。因此，每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必須與以往的哲學進行不斷的對話。對哲學史一無所知，一上來就大膽提出一整套自己的“不同觀點”的哲學家，注定永遠進不了哲學思維的大門。

　　正因為如此，哲學的發(fā)展，往往是通過對經(jīng)典大師和經(jīng)典著作的研究來進行的。即便是那些真正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家，也是如此，并且，他們對哲學史上重要人物和經(jīng)典著作的研究，往往自身便成了經(jīng)典。在中外哲學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中國朱子、船山對《四書》的研究，王弼對《老子》的研究，郭象對《莊子》的研究；西方阿奎那對《尼各馬可倫理學》的評注和海德格爾對康德和尼采的研究，本身都成為哲學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是留給后人不可忽視的哲學遺產(chǎn)?？梢哉f，通過研究哲學史和哲學經(jīng)典著作來進行哲學，是哲學發(fā)展的必然途徑。

　　那么，哲學史究竟是“哲學”，還是“歷史”或“史學”？現(xiàn)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一般認為它是“史學”。例如，胡適在其對于現(xiàn)代中國哲學史研究具有典范與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便是如此。他說，哲學史的目的有三，即明變、求因、評判。要達此三個目的，則先要“述學”，而述學必須“審定史料”和“整理史料”。審定史料要從史事、文字、文體、思想、旁證五個方面著手。整理史料的方法則是“?？薄?、“訓(xùn)詁”和“貫通”。(參見胡適，第8-23頁)這基本上就是當時流行的史學研究的要求。以這種方法論思想指導(dǎo)的哲學史研究著作，如勞思光所批評的，其實“不是‘哲學史’，只是一部‘諸子雜考’一類考證之作”。(勞思光，第2頁)這樣的著作，我們現(xiàn)在還不時見到。(參見景海峰，第211頁)

　　同樣是現(xiàn)代中國最早哲學史作者之一的馮友蘭，雖然承認研究哲學須研究哲學史(馮友蘭，第12頁)，但明確表示，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和哲學“并非一事”。(同上，自序三)在他看來，哲學史實際上是通史的一部分(同上，第12頁)，那么，哲學史就應(yīng)該屬于史學的范疇。所以，哲學史并非是哲學家本身從事哲學思考的途徑與憑借，而只是他書寫與敘述的對象。當然，他區(qū)分了“歷史學家的哲學史”和“哲學家的哲學史”：前者注重的是“誰是誰”；后者注重的是“什么是什么”。(《三松堂學術(shù)文集》，第198頁)“什么是什么”，也就是弄清事實。

　　這也是一般實證主義史學的基本目標。所以，當馮友蘭說研究哲學要研究哲學史是“以觀各大哲學系統(tǒng)對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馮友蘭，第12頁)時，顯然不是把研究哲學史視為研究哲學本身，不是與研究對象處于一種建設(shè)性的對話關(guān)系，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過程，而只是盡可能客觀地解釋和整理古人的理論。這樣的哲學史研究實際上仍是“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學，因為哲學不是要追究“什么是什么”，而是追究為什么“是”和如何“是”。

　　這就使得近代產(chǎn)生的“中國哲學學科”本身，也基本上只是以“中國哲學史”為核心，其任務(wù)，就是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整理”和“重述”。(陳來)“在這個學科體制下的研究論文，其基本宗旨也是‘重述’?！?劉寧，第150頁)可以說，近代以來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無論新派老派，基本上是一種“史學”研究。老派的哲學史著作可以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為代表，其“凡例”開宗明義：“此書以史傳之體裁，述流略之旨趣?！?鐘泰，第1頁)新派的代表除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外，還有以唯物史觀撰寫的哲學史著作。這類著作的代表可以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和1949年以后出現(xiàn)的各種中國哲學史著作為代表。它們基本上只是以社會歷史發(fā)展和階級觀點來解釋哲學本身，實質(zhì)是以社會史、政治史的眼光來研究過去的哲學。它們所標榜的“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其實只是讓邏輯為歷史作注，只有歷史，沒有邏輯。

　　蔣維喬和楊大膺合著的《中國哲學史綱要》可說的一個異數(shù)，它對當時流行的哲學“史”明確表示不滿：“現(xiàn)在所流行的《中國哲學史》，無論是編的是譯的，都不是真正的中國哲學自身的史；而是中國哲學家——或稱為中國學者——的史或傳?！?蔣維喬、楊大膺，第4頁)與此針鋒相對，“本書則反之，以哲學問題為經(jīng)，哲學家為緯；所以只將我國所有哲學思想劃分為六派，而以派為分類的唯一標目，不再羅列某某人的哲學。然后將某派的中心思想，先敘述出來；再依時代的變遷，和后來學者思想的改換，說明各派思想變化和演進的情形?！?同上，第5頁)但這只是將史傳形式改換成以派別為綱目，同樣缺乏哲學本身的思辨。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雖然是以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問題為綱，但同樣基本是一部“史”的著作，即以“敘述中國哲學發(fā)展過程”為目的的著作(張岱年，第1頁)，以整理和重述為主，而不是以創(chuàng)發(fā)為其目的。

　　或曰，難道我們不應(yīng)該用流行的史學的客觀性要求來要求哲學史的研究嗎？難道我們不應(yīng)該在哲學史的研究中區(qū)分自己和研究對象，即研究主體和研究客體嗎？難道我們不應(yīng)該如實地反映研究對象嗎？難道我們可能生活在研究對象的那個時代和世界，比如生活在孔子和孔子的世界嗎？如果我們把哲學史理解為一門特殊的史學的話，那么這些問題可以說是合理的。

　　然而，如果連實證主義史學的目標都是一個根本無法實現(xiàn)的幻想的話(參見王晴佳，第210-268頁)，那么實證主義的哲學史就更不可能了。因為任何人寫的歷史都包含著某種對所寫事物的理解和解釋，工業(yè)革命只有一次，人們寫的工業(yè)革命史可以有無數(shù)，并且永遠也不會完全一致。哲學史就更不用說了。它必然包括寫哲學史的人對以往的哲學思想和哲學著作的理解與解釋，而哲學史的價值恰恰存在于這些理解和解釋，否則它只算是“一本‘匯編’式的東西，而并非一本哲學史”。(勞思光，第12頁)當然，這種理解與解釋決不是像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中所實踐的那種沒有任何理解之同情、黨同伐異式的做法。

　　但另一方面，那種如其所是的哲學史，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一點古人就已看清楚了：“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fù)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今人馮友蘭也在其《中國哲學史》承認，完全“如實”的哲學史是不可能的。(參見馮友蘭，第12-14頁)

　　除了方法論上的不可能外，還有存在論上的不可能。正是這種存在論上的不可能，決定了真正的哲學家不可能把以往的哲學家和哲學著作作為自己的客觀研究對象來處理，或者說，不可能把它們對象化。

　　對于哲學家來說，偉大哲學家的思想和哲學經(jīng)典著作，就是哲學本身。當黑格爾在寫《哲學史講演錄》時，他就是在寫哲學。無論是赫拉克利特還是康德，對他來說不是某個人，而是某種哲學，或哲學本身的展開。而朱熹在給《四書》作注時，也是在做哲學，否則我們今天不會把他的注當作他的哲學思想來引用。當然會有“述而不作”，只是“客觀”敘述前人思想或分析哲學經(jīng)典的人和著作，但人們一般并不把這些人當作哲學家來看待，他們這方面的著作，也不會被人視為真正的哲學著作。例如，人們不會把康浦·斯密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與阿爾都塞的《讀〈資本論〉》混為一談。前者只是一部關(guān)于哲學的著作，而后者本身就是哲學著作。

　　的確，對以往的哲學家和哲學經(jīng)典著作有兩種根本不同的研究方式：一種是將被研究者對象化為與我保持絕對距離的研究客體，我始終是外在于它、與之相對的主體。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處于兩個不同的歷史時代和歷史世界，研究者是整理者、分析者、批判者和審判者。即便認同研究對象的思想，也不會認為自己的研究著作是在說自己的話。另一種是研究者將自己視為與研究對象同處在一個歷史中，他不是照著研究對象說，而是接著說。但這種“接著說”卻不能簡單理解為純粹時間次序上的接著說，而是帶著自己的視域，重新探討和回答前人已經(jīng)提出的問題，并從中發(fā)展出新的問題，或改變提問的角度與方式。研究對象不是處于研究主體之外的純粹客體，它與研究者共有一個歷史，都是這個歷史的一部分，面對的是同樣的世界。這個世界當然不是普通意義的世界，而是構(gòu)成哲學基本問題的世界。

　　伽達默爾在回憶他最初聽到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現(xiàn)象學闡釋時說，海德格爾開創(chuàng)了一場真正的革命，使得“亞里士多德確確實實在我們當代對我們說話”。(Gadamer，S.77)亞里士多德不再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研究的對象，人們是從當代的哲學問題和問題壓力出發(fā)走向亞里士多德。(ibid，S.79)也就是說，伽達默爾那一代人把亞里士多德不是視為早已去世的古人，一個超然的哲學史(學)研究對象，而是視為自己的同時代人，他不但不會束縛人們對當代問題的思考，反而會使人們從當代的偏見與傳統(tǒng)中解放出來。

　

中國哲學是講啥

鏈接：https://pan.baidu.com/s/1lZp5O-495gQSmVxjHrh7rw 提取碼：hyod1946年到1947年，馮友蘭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受聘擔任講座教授，面向美國學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其后，課程的英文講稿經(jīng)整理于1948年在美國出版，即《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于1948年由美國麥克米蘭公司出版。此書一出，立即成為西方人了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首選入門書。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譯本出版。多年來，這部專著一直是世界各大學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響很大。全書28個章節(jié)，涵蓋中國哲學的精神與背景，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先秦諸子，道家、儒家、佛家等哲學流派，以及中國歷史上代表性的哲學大家，并論及中國哲學與當代世界的關(guān)系。 ;